我们很容易被操弄,几秒内就能把世界分成自己人与他者

2020-07-10 16:32浏览 : 777

我们很容易被操弄,几秒内就能把世界分成自己人与他者

人类小就懂得区分异己,由此可以看出其力量有多强。小孩在三到四岁就已经会根据种族和性别把人分类,对于如此分类而来的他群有较负面的看法,而且觉得其他种族的脸看起来比自己种族的脸更愤怒。

区分异己甚至其实开始得更早。比起其他种族的脸,婴儿更容易学会分辨自己种族的脸(怎样能够得知呢?反覆给婴儿看某人的照片,每重複一次,他看照片的时间就会缩短。接着,再换另一张脸——如果他看不出两张脸的差别,就几乎不会多看一眼。但如果他发现这是一张新的脸,令人兴奋,就会看久一点)。

关于小孩如何区分异己,有四个重点要考虑:

这些偏见是从父母身上学来的吗?未必。小孩生长的环境中,有些非随机的刺激悄悄助长了二分化。如果婴儿平常都只看到一种肤色的脸,当他第一次看到不同肤色的脸,最显着的差异就是肤色。种族二分化形成于某个关键的发展时期。证据就是,八岁以前被不同种族收养的小孩,会发展出专门的能力,特别善于辨认养父母所属种族的脸孔。小孩学习二分化时没有任何恶意。当幼儿园的老师说:「各位小男生和小女生,早安!」就是在教导孩子用这种方式对这个世界做出区分,比说「各位掉了一颗牙和还没掉牙的小朋友,早安!」来得更有意义。这种区分无所不在,包括「她」和「他」代表不同的意义,还有,有一些语言强调性别二分,赋予无生命的物体象徵性的性腺。[4]

所以,区分异己的力量有以下证据的支持:(a)大脑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和极少的感官刺激就能处理群体差异;(b)这种历程为自动化地发生在潜意识中;(c)在其他灵长类动物和非常幼小的人类身上也能见到;(d)人有根据随机差异划分群体的倾向,而且会让那些记号越来越有力量。

区分异己的过程中,通常会膨胀与我群的核心价值观相关的优点——我们比较正确、有智慧、有道德,比较有资格了解神明想要什幺、主掌经济、抚养小孩、打这场战争。形成我群时也会放大随机记号的优点,这需要花点力气——合理化为什幺我们的食物比较好吃、我们的音乐比较感人、我们的语言比较符合逻辑又富含诗意。

我群的感觉也许甚至超出优越感,以共同义务、愿意及期待相互关係为中心。我群心态的本质是以非随机的方式分群,创造出特别频繁的正向互动。就如我们在第十章看到的,进行「囚犯的两难」赛局时,第一轮最合理的策略是叛逃。如果不确定整个赛局总共有几回合,而且其他玩家有办法知道我们在赛局中的名声,我们就特别愿意採取合作的策略。现实世界的人类的群体互动不只一个回合,而且有办法把「谁是混蛋」的消息传播出去。

从赛局中可以看到我群中的义务感与互惠行为,玩家在面对内团体成员时,比面对来自外团体的人更容易产生信赖感、更慷慨大方、也更乐于合作(就算是用最小团体典範,而且玩家明白分组方式是随机的,结果也一样)。甚至连黑猩猩都展现出这种信任,当牠们必须在以下两者进行选择时:(a)保证可以吃到平淡无奇的食物;(b)只要和另一只黑猩猩分享食物,就有特别美味的东西吃——只有在另一只黑猩猩是互相理毛的伙伴,牠们才选择后者,显示选(b)的条件是信任。

另外,如果促发研究参与者去想暴力事件的受害者是我群的成员(而非他群之中的成员),可以提高他们介入的机率。回想一下,第三章提到在足球赛中,如果戴着主场球队徽章的观众受伤了,其他球迷比较有可能伸出援手。

甚至,内团体成员根本不需要当面互动,就能增进彼此的利社会性。有一项研究针对族裔两极化的街区,研究人员在邮筒附近的人行道上放了未封口的回邮信封,里面是一份问卷,居民可以自行填写。假如问卷内容支持自己族群的价值观,寄回问卷的机率比较高。

当有人犯下针对我群而非他群的过错,人们觉得更需要予以补偿,由此可以看到内团体义务的展现。如果是针对我群的过错,大家通常会自己给遭到错待的人道歉补偿,并对整个群体展现出更高的利社会性。但大家经常用反社会的方式对待别的群体,藉此补偿内团体。此外,在这种情况下,当冒犯内团体那个人罪恶感越重,就对他群越糟糕。

所以,有时候你透过直接帮助我群来帮助我群,有时候,却透过伤害他群来帮助我群。说到这个,就必须提到一个常见的内团体本位主义议题:你的目标是让自己的群体过得好,还是只要比他群好就好?如果答案是前者、目标是使内团体过上最幸福美满的生活,那他群享有什幺就无关紧要;但假如是后者,目标就变成尽可能拉大我群和他群的差距了。

这两种情形都会出现。在零和赛局(zero-sum game)中,只有一方可赢得最后胜利,比数是1:10、10:0或10:9,都是一样的,所以,不必管自己多好,只要比对方好就好,这是合理的。此外,当主场球队获胜或痛恨的敌手输给别队时,有门户之见的运动迷身上会出现中脑—边缘多巴胺系统活化,也是类似的。[5]这就是幸灾乐祸,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

把非零和赛局视为零和赛局(赢家通吃)会产生问题。如果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后,我群剩下两间泥屋和三根火把,他群只有一间泥屋和一根火把,于是我们就觉得自己打赢了,这种胜利可不怎幺伟大。[6]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就有类似的例子,但更恐怖,当时协约国知道自己拥有的资源(也就是军人)比德国多。所以英军元帅道格拉斯.黑格(Douglas Haig)宣告採取「消耗战」策略,不管牺牲多少军人,都持续进攻——只要德军损失更多就好。

所以,内团体本位主义的焦点经常不是我群要很好,而是我群要打败他群。「以忠诚之名容忍不平等」的本质就是如此。也有研究发现,对研究参与者促发忠诚心,可以强化内团体偏私及认同,促发平等的效果则相反,与上述内容一致。

还有一个东西与内团体忠诚及内团体偏私纠结在一起,那就是较强的同理能力。譬如,杏仁核在看到恐惧脸孔时会活化,但只有当那张脸属于自己的群体时才会如此;如果那张脸为外团体成员,那「他群感到害怕」甚至可能是好事——有东西吓到他群了,儘管来吧!还有,还记得第三章提过「感觉动作同形」反应,就是看到别人的手被针戳,自己的手就会紧绷;如果那只手的主人和你同种族,这种反射比较强。

我们已经看到,比起对他群造成损伤的过错,大家比较可能要求别人为针对我群的过错进行补偿。那当内团体成员违反规範,大家又有什幺反应呢?

最常见的是,原谅我群比原谅他群容易。我们即将看到,这经常受到合理化——我们会搞砸是有特殊的原因;他们搞砸了,因为他群就是那种人。

如果某人犯的错揭露了内团体不堪的一面,而且还吻合别人对这个群体的负面刻板印象,结果就有趣了。由于内团体感到羞愧,他们会严厉惩罚这个人,展现给外人看。

我们用标準化的方式看待我群,同样地,我们看待他群时也有某些固定模式。一种固定不变的模式是,我们认为他群具有威胁、愤怒且不值得信任。举个有趣的例子,就拿电影中的外星人好了。有人针对将近一百部与外星人相关的电影进行分析,从一九○二年乔治.梅里叶(Georges Méliès)开创性的《月球之旅》(A Trip to the Moon)开始,将近八成的电影都把外星人描绘得很邪恶,其他则是十分仁慈或为中性角色。[9]人们在赛局中会以内隐的方式,把其他种族的玩家当成比较不可靠的人,或比较不愿回报对方。白人将非裔美国人的脸评估得比较愤怒,看不出种族的脸如果带着愤怒的表情,则比较可能被归类为其他种族。如果白人参与者被研究人员促发去想黑人罪犯,(比起被促发想白人罪犯,)他们更支持以成人的法律程序处理少年犯罪。潜意识中「把他群视为威胁」的感觉有可能抽象得惊人——棒球球迷容易低估敌队球场的距离,对墨西哥裔移民抱持敌意的美国人则低估了到墨西哥城的距离。

但他群不仅仅使人感觉受到威胁,有时候还会引发厌恶感。回到之前提过的脑岛皮质,多数动物的脑岛与味觉上的厌恶有关——咬到腐坏的食物——但人类的还包括道德和美学上的厌恶。看到吸毒成瘾的人或游民时,通常活化的是脑岛而非杏仁核。

因为其他群体的抽象信念而感到厌恶,并非脑岛的原始角色,脑岛演化的目的是对味道和气味产生厌恶感。我群/他群的记号则提供了一个垫脚石。因为他们会吃讨厌/神圣/可爱的东西、在身上涂满腐臭的香水、穿着打扮不体面——这些可以让脑岛卯足全力工作,产生厌恶感。借用宾州大学的心理学家保罗.罗津(Paul Rozin)所说的话:「厌恶感可以作为族裔或外团体的标记。」如果能证明他群会吃噁心的东西,就有助于判定他群也有噁心的想法,譬如义务伦理学(deontological ethics)。

厌恶感可以解释人们在区分他者上的个别差异。具体来说,对于移民、外国人和社会边缘群体越负面的人,因为阈值较低而容易产生人际上的厌恶感(譬如不愿穿陌生人的衣服,或坐在留有别人体温的椅子上)。我们在第十五章还会再回来谈这个发现。

有些他群荒唐可笑,成为嘲笑戏弄、用幽默来表达敌意的对象。在内团体里面嘲弄外团体,是弱者的武器,可以用来伤害力量强大的人,并减轻位居从属地位的痛楚。当内团体的人嘲弄外团体成员,目的是稳固负面刻板印象,并使阶层具象化。还有一点与此相似,具有高「社会支配倾向」(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的人(容易接受阶层和群体不平等的存在),最有可能觉得开外团体的玩笑很好笑。

我们很容易把他群看得比较简单,比我群的同质性更高,觉得他群的情绪比较单纯,对痛苦没那幺敏感。大卫.贝罗比(David Berreby)在他杰出的着作《我群与他群:认同的科学》(Us and Them: The Science of Identity)中,提供了惊人的例子——不管是在古罗马、中世纪的英格兰、帝制中国或美国内战前的南方,菁英阶级都对奴隶存有简单、幼稚、无法独立的刻板印象,以此正当化(system-justifying)社会制度的存在。

本质论(essentialism)认为他群有高同质性,成员可以互相替换,也就是觉得我们是由许多个体组成,而他们则有单一不变、令人不悦的本质。如果我群和他群之间有长期关係不良,更容易加强本质论——「他们就是那个样子,也不可能改变。」如果和他群很少有个人之间的互动也会如此——毕竟,彼此的互动越多,可以累积越多打破本质论刻板印象的例外经验。不过,互动经验不多也并非必要条件,譬如,和异性频繁互动并无法减少本质论思考。

所以,他群有各种不同的口味——愤怒而充满威胁性、噁心又令人厌恶、原始且未分化。

儘管人类以外的灵长类动物也会展现粗浅的异己区分,但只有人类的异己区分具有某些独一无二的特性。本节就要探讨这是怎幺一回事:

我们都同时属于各种不同类别的我群,而且这些类别的相对重要性可以在短时间内改变;所有他群都不是一样的,我们用複杂的方法来区分各种不同的他群、以及不同的他群所引发的反应;我们有可能因为自己区分异己而充满罪恶感,并试着掩盖这个事实。文化机制可以使我们的二分更加明确,也可以模糊我群和他群之间的边界。

我是脊椎动物、哺乳类动物、灵长类动物、猿类、人类、男性、科学家、左派、看到阳光会打喷嚏的人、《绝命毒师》(Breaking Bad)沉迷者,以及绿湾包装工队(Green Bay Packers)的球迷。以上都可以用来划分我群和他群。关键在于「哪一种我群对我最重要」是不断改变的——如果隔壁搬进一只章鱼,我会感受到一种带有敌意的优越感,因为我有脊椎而牠没有,但假如我发现那只章鱼和我一样,小时候喜欢玩扭扭乐(Twister)游戏,这股敌意马上就会化为亲情。[18]

我们都同时属于许多不同的我群。有时候,某种二分可以代替另一种——譬,把人分成很了解或不了解鱼子酱两种,可以用来代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

如前所述,关于多重的我群身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我群/他群的优先顺序有多幺容易改变。第三章谈过一个有名的例子,关于亚裔美国女性的数学表现,这个研究立基于人们对亚裔人士的刻板印象是擅长数学,但认为女性不擅长数学。研究中有一半的参与者在数学考试之前被促发想到他们的亚裔身分,然后他们的成绩进步了。另一半则被促发想到自己的性别,然后分数下降了。此外,他们的皮质区中,与数学技能相关的活动程度也相应改变。[19]

我们也明白其他人同时属于多重类别,而哪个类别在我们看他群时最有意义,也会随时改变。毫无意外,很多这类文献谈的都是种族,核心问题则是「种族」这种分类我群/他群的方法是不是打败了所有其他的分类。

「种族是首要分类」很符合庶民直觉,因此充满吸引力。首先,种族是一种生物属性、一种明显固定的认同,轻易就能引发本质论思考。这也可以激起与演化相关的直觉——人类演化过程中,不同的肤色可以最清楚显示谁是与自己关係疏远的他群。而且种族的重要性似乎跨越文化——许多文化在历史上都曾根据肤色区分地位,比例高得惊人,包括未与西方接触的传统文化,除了少数例外(譬如日本的少数族群阿伊努族[Ainu]地位较低),肤色较浅的人通常在群体内或群体间都拥有较高的地位。

这两种出于直觉的看法都非常薄弱。首先,虽然种族差异背后有明显的生物因素,「种族」是生物学上的连续体,并不是独立的类别——譬如,除非你特意挑出有利于自己的数据,否则种族内的遗传变异通常和种族间的差异一样大。如果你去看某个种族指标的变异範围,就会发现真的没什幺好意外的——譬如,比较一下西西里岛人和瑞典人、或塞内加尔的农夫和衣索比亚的畜牧者。[20]

演化的论点同样无法成立。种族差异是相对晚近才出现的东西,在区分我群/他群上没有很大的意义。对于过去的狩猎採集者来说,人生中可以遇到最不一样的人大概来自几十英哩之外,但最靠近你的其他种族却住在离你数千英哩的地方——人类在过去未曾遇到肤色显着不同的人,所以这并未影响演化。

还有,我们也不能将种族的概念视为固定、以生物学为基础的分类系统。在美国历史上,有好几次人口普查把「墨西哥人」和「亚美尼亚人」划分为两种独立的种族、把义大利南方人当成与欧洲北方不同的种族;如果有一个人的曾祖父母之一是黑人,其他七人都是白人,那幺他在奥勒冈的分类是白人,在佛罗里达却不是。由此可见种族是个文化构念而非生物学概念。

儘管如此,在区分我群/他群时,其他分类方式还是经常打败种族,这并不令人惊讶。最常打败种族的是性别。回想一下,有个研究发现,想要「消退」与其他种族脸孔相连结的恐惧制约,比同种族脸孔更困难。纳瓦雷特则证明了只有当恐惧制约连结的脸孔属于男性时才会如此;在这个案例中,性别在自动化分类时超越了种族。[21]年龄也很容易在分类时打败种族。甚至连职业也可以——譬如,在一个研究中,当白人参与者被促发想到种族,他们会自动化地偏好白人警察(胜过黑人运动员),但如果促发他们想到职业,结果就会相反。

只要经过微妙地重新分类,种族在我群/他群的划分中就可以被搁在一旁。有一项研究请参与者看不同的照片,每一张照片里都是黑人或白人,并搭配一句声明的话语,然后再请他们回想哪一张脸搭配哪一句话。结果发现参与者有自动化的种族分类——如果参与者搞错了配对,他们挑选出来的脸孔常和正确答案属于同一个种族。再来,所有照片中,有一半的黑人和一半的白人都穿同一件独特的黄色衬衫,另一半则穿灰色的衣服。这时候,最容易使参与者搞混配对的因素则变成了衣服的颜色。

普林斯顿大学的玛丽.惠勒(Mary Wheeler)和苏珊.费斯克(Susan Fiske)以精彩的研究展现了分类如何改变,她们研究的是杏仁核如何受其他种族脸孔的照片活化。其中一组受试者必须试着在每一张照片中找到一个圆点。这时候,就算照片是其他种族的脸孔,也不会活化杏仁核,因为大脑根本没有处理脸孔。第二组受试者则要判断照片中的脸是否高于某个年龄。此时,杏仁核对其他种族的脸孔反应较强——思考年龄的时候会进行分类,于是强化了关于种族的类别化思考。第三组则会看到每张脸前面都有一种蔬菜,参与者必须判断这个人喜不喜欢那种蔬菜,结果杏仁核对其他种族的脸孔没有反应。

最后这个研究结果至少有两种诠释的可能:
 
a. 分心。参与者忙着想红萝蔔,没空进行种族的自动化分类。这和搜寻圆点的效果类似。
b. 重新分类。你看着一张属于他群的脸,脑中想着他们会喜欢什幺食物。你想像这个人去购物、在餐厅点东西吃、回家坐下吃晚餐、享用某种食物……换句话说,你把对方当成一个人。这个诠释相对容易接受。
 
但在现实世界中,重新分类也可以在最残酷且不可思议的情况下发生。以下是我找到的动人案例:

所以,我群和他群的分界可以逐渐消失,变成历史上不重要的问题,就像Cagots那样,人们也可以在人口普查时,因为一时冲动而改变分类的界线。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脑中有各种二分化的方法,有些区分本来似乎无可避免又非常重要,但在适当的清况下,这幺分类的重要性却可以瞬间烟消云散。

[4]原注:有生命的词语也是,虽然从历史的角度看来无疑有它的道理,但还是一样。譬如,法文中的「肾脏」是阳性名词,但「膀胱」是阴性名词;气管是阴性的,食道是阳性的。
[5]原注:这个研究的对象是洋基队和红袜队的狂热球迷,研究结果显示,那些自述在面对敌队球迷时最容易感受到攻击性的人,他们的这种活化模式也最强(此结果已控制了这个人一般状况下的攻击性)。
[6]原注:我在几年前听过一个讽刺得残酷的笑话,这个笑话的基础是一个零和概念:任何对他群有害的东西,都对我群有好处。上帝出现在地球上的领袖面前,宣布祂要摧毁世界,因为人类太罪恶了。美国总统把内阁召集起来,说:「我有好消息和坏消息要宣布。上帝存在,但祂要摧毁地球。」苏联总理(这是苏联为无神论的时期)集合他的幕僚,说:「我有坏消息和更坏的消息要说。上帝存在,而且要摧毁地球。」然后以色列首相告诉他的内阁:「我有好消息和更棒的消息。上帝存在,而且要帮我们消灭巴勒斯坦。」
[7]原注:来自特定族裔、宗教或种族群体的成员,渴望公开惩罚令群体蒙羞的成员,这有好的一面、也可能出现相反的结果——哪些行为是羞耻的?一九六九年的芝加哥七君子审判(Chicago Seven trial)由犹太人朱利叶斯.霍夫曼(Julius Hoffman)担任法官,辩护律师中最猛力挑衅的是同为犹太人的艾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两人没有关係),他会羞辱和嘲讽法官,对法官大吼:「你是shanda fur die goyim〔意第绪语,意思是「你在非犹太人面前是个耻辱」〕。你最适合帮希特勒工作。」
[8]原注:这一点显现在目前许多美国穆斯林社群怀着很深的怨恨,他们觉得自己有特别强烈的义务要谴责伊斯兰基本教义派恐怖主义,而且如果不这幺做就会遭到怀疑。「我拒绝去谴责,不是因为我不想谴责,而是……这幺做,就表示我同意我本来就该被这幺要求。」阿拉伯裔美国作家阿默.扎赫尔(Amer Zahr)如此声明。
[9]原注:「好外星人」电影包括《地球末日记》(The Day the Earth Stood Still, 1951)、《第三类接触》(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 1977)、《魔茧》(Cocoon, 1985)、《阿凡达》(Avatar, 2009),当然还有《E. T.外星人》(E.T. the Extra-Terrestrial,一九八二年)。为数众多的「坏外星人」电影,则包括《幽浮魔点》(The Blob, 1958)、《澄清天空》(Liquid Sky, 1982)、《火星女魔》(Devil Girl from Mars, 1954),当然还有《异形》(Alien, 1979)。好外星人与坏外星人的比例在数十年间都维持不变(换句话说,并不是导演在一九五○年代拚命拍吓人的外星人电影,以免被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找上门,然后一九六○年代又有一堆刚从加德满都回来、吸毒后飘飘欲仙的导演努力拍出好外星人电影)。谢谢学生研究助理卡崔娜.许(Katrina Hui)做了以上分析。
[18]原注:这令我非常困惑。我小时候以为只要我了解很多关于美式足球的事情,霸凌者就会对我好一点。那是文森.隆巴迪(Vince Lombardi)担任教练、包装工队最辉煌的年代;所以我决定要支持他们。我搜寻关于他们的所有不重要琐事,把这些事情背下来、没事就挂在嘴上,我看了人生中第一场(差不多也是唯一一场)美式足球赛,结果那场就是包装工打败牛仔队,夺得一九六七年冠军的传奇球赛,在华氏零下十五度的天气,于剩下十六秒时从一码线第四次进攻达阵。然后就到此为止了。自从我认定懂棒球的好处更多,我对美式足球的癡迷逐渐褪去(这完全是偶然,当时我住在布鲁克林——刚好是一九六九年,倒楣的大都会队奇蹟般打赢冠军的那个球季之后不久)。我后来没再看过职业美式足球赛,无法告诉你包装工队后来怎幺样(我甚至不知道巴特.斯塔尔[Bart Starr]还是不是他们的四分卫,但如果他已经退休了,我一点也不会惊讶),基本上完全忽略了美式足球。但在将近五十年后,每当我隔几年听说包装工队这个球季打得好或不好,我的心情就会短暂受这个消息影响;如果我看到一张有人打美式足球的照片,而且包装工队也在其中,我很确定我看照片时会优先看到包装工而非另一队,还会因为看到他们在照片上而在瞬间感到快乐;有一次我很兴奋,因为遇到来自绿湾的人,我不得要领地和他们聊六○年代的包装工队聊了三十秒之后,感觉和他们有了近乎灵性上的连结。只能说这一切很怪异。而且肯定展现出「归属感」有多幺不可思议的力量。
[19]原注:我有一次被牵扯进一个傻气又有趣的投机活动。史丹福附近有一家名叫「巴克」(Buck’s)的小餐馆,最有名的就是许多初创企业在那里开早餐会报并谈成交易;传奇的硅谷就是在这家餐馆的桌上诞生的。有一家硅谷报社说服我,以灵长类动物学家的身分尾随一位记者,在初创企业的自然栖地——巴克餐馆,用动物行为学的角度,观察他们的社会阶层互动。我们跑去监控一张餐桌,有四个男人,分别来自两家企业,正在那儿谈判。双方各有一个皮肤晒成棕色、身材结实的雄性首领,想必就是老闆;另外,两方各有一个谄媚的下属,被资料夹和试算表搞得焦头烂额。两个马屁精不停互动,把文件推给对方、比手画脚、扮鬼脸。两位老闆则充满距离感,他们椅子的角度让他们可以明显忽略对方,如奇蹟一般,他们的手机都刚好在对方每次想说话时响起——他们用傲慢轻视的态度向对方挥挥手,然后接起电话。马屁精偶尔悄悄问老闆某件事,然后老闆展现出中式极简主义,稍微点点头,就此改变历史。谈判完结,大家似乎都很满意,互相握手,没有人动早餐一口,彷彿这是某种特定的仪式,然后大家离开了。我和那位记者赶快跑到窗边去观察他们在停车场的状况。互动完全相反,我群/他群改变了——两位下属赶忙跑向他们省油Prius小车,而两位世界老大则继续聊天,从他们的越野休旅车拿出网球拍,亲切地互相比较,并用对方的球拍试挥一、两下。在那一瞬间,忠心耿耿的马屁精脸孔大概根本无法活化老闆的梭状迴脸孔区;此时最重要的我群另有其人,这个令人愉悦的存在可以怜悯自己为了第三任前妻赡养费问题而面临到的种种麻烦。
[20]原注:在美国很难理解这种异质性,因为多数非裔美国人的祖先来自少数西非部落,这些部落的基因变异只占整个非洲变异性的1%到2%。结果之一就是目前高血压的药多以非裔美国人为治疗目标,看似体现了生物学上的种族概念,但其实主要透露的是一小部分西非后代的生物机制,而非整个种族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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